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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水系孕育广州湾区的千年基因 水陆变迁书写城市发展史

梁国昭绘制的《古广州水陆分布示意图》。

梁国昭

18世纪英国画家钱纳利绘画的十三行码头。

“仙人拇迹”是过去珠江长年洪水期流水冲蚀的痕迹。

1830年英国画家钱纳利在广州画下的《Bridge at Honam》（河南桥，即昔日漱珠涌上的环珠桥）。

晋代珠江北岸直达今天的惠福西路五仙观位置。

　　广州城坐落于白云山下，珠江河畔，与水息息相关。广州因水得城，依水而生，广州发展也由水而起。早在宋朝时期，广州就建有护城河，水上交通网纵横交错，城内船艇如梭，商贸繁盛。在广州市区城南的护城河玉带濠，曾经出现“商业之盛过于秦淮十倍”的盛况。疍家人、咸水歌、划龙船、祭海神……这一串串与水关联的元素构筑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长期从事岭南湿地研究的广东著名湿地研究专家、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梁国昭，向我们讲述了广州史上历代湾区码头变迁史，追溯了粤港澳大湾区根源。

　　湾区变迁

　　码头位置变动与水陆变迁有关

　　2000多年前古广州城区水陆分布格局可概括为：一个大湖——古兰湖；两个半岛——番（山）禺（山）半岛、坡山半岛；三个河（海）湾——浮丘湾、海珠湾、海印湾。

　　“历代广州港口码头位置的变动，同广州地区水陆的变迁颇有关系。根据古地图信息和前人研究，2000多年前古广州城区水陆分布格局可概括为：一个大湖——古兰湖；两个半岛——番（山）禺（山）半岛、坡山半岛；三个河（海）湾——浮丘湾、海珠湾、海印湾。”

　　梁国昭把未有正式名称的三个河（海）湾，用珠江三个红岩小岛的石质名称将其命名为浮丘湾（湾内有浮丘石）、海珠湾（湾口外有海珠石）、海印湾（湾口外有海印石）。

　　梁国昭说，珠江曾有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三个石质小岛。其中，海珠石位于今爱群大厦东南侧，少年儿童图书馆一带，民国时期珠江上的海珠岛即是该石所在，岛上建有海珠公园，后来该岛被并入北岸；海印石在今海印桥附近，海印桥因之得名；浮丘石在今中山七路东段，西门口之西。梁国昭从这些遗址推测出当时几个河海湾的位置。

　　“三个河（海）湾后来又演化为濠涌和湖泊，其中浮丘湾后演化为南濠，为宋代的西澳，即今海珠中路东边的南濠街一带，五仙观留有‘仙人拇迹’，光塔路留有光塔；海珠湾后演化为西湖，在今西湖路一带尚有药洲遗址和南越国水闸遗址；海印湾后演化为清水濠，在今长塘街和大塘街一带，附近还有古城墙遗址。”

　　千年来，古兰湖逐渐淤塞，向西退缩，面积不断缩小，昔日流动浩茫的大片水域，如今只剩得一条狭窄的驷马涌仍在流淌。三个海（河）湾逐渐演化为三条河流，最后更分别成为六脉渠中的右二渠、左一渠和左二渠。直到今天，这些渠或被填塞，或成为地下暗渠。

　　秦汉：象岗山下兰湖东岸有广州最早码头

　　随着珠江水流泥沙的堆积，珠江北岸线渐渐南移，引起湾区的变迁最后导致码头迁移。

　　广州历代港口码头由北而南、从西向东迁移：秦汉时期的兰湖码头；晋至南朝时的坡山（古渡）码头（今五仙观位置）；隋、唐的坡山、光塔码头；宋、元的西澳、西湖、东澳码头；明代的蚬子步（怀远驿）码头；清代的十三行码头；清末至民国时期珠江内外航道诸码头等。

　　位于象岗山下的兰湖码头是广州最早的码头。秦汉时期的兰湖面积很大，今象岗山下的双井街就是当时的湖岸。因有白云山、越秀山为屏障，兰湖港避风条件好；南越王赵佗在象岗山上建有朝汉台。从兰湖流出的驷马涌向西注入珠江。驷马涌直到民国时期，仍是一条由西进城的重要水道。

　　《水经注·泿水》记载，东汉末年，东吴大将步骘在高要羚羊峡歼灭吴巨水军之后，船队顺西江而下，经西南涌过石门抵广州。估计步骘就在兰湖码头靠岸，登上象岗山朝汉台。“睹巨海（珠江宽阔的水面）之浩茫，观原薮（广州城西广布的西关沼泽）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晋代：珠江北岸直达今天的惠福西路

　　晋代，流经广州城中心的珠江河宽度超过2公里，珠江北岸直达今天的惠福西路，五仙观留下的“仙人拇迹”，就是当时珠江长年洪水期流水冲蚀的痕迹。据《广东新语·山语·穗石洞》记载，公元265年两晋时，五仙观是珠江的“坡山古渡头”。

　　唐朝，广州港成为世界著名大港，中外商人云集。正如日僧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述，当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码头区已从兰湖移到光塔（唐时作为进港船只的导航塔）一带。当时珠江岸线大概在惠福路之南，文明路之北。光塔码头就位于坡山半岛西侧的浮丘湾畔。其西边（即今之西关一带）是属于兰湖流域的河涌纵横的低洼沼泽地。

　　宋代，广州城子城两侧加建东城和西城。光塔码头所在的浮丘湾已演化为南濠（当时作为子城的西护城濠）被包在西城之内，而海印湾演化为清水濠（作为子城东护城濠），被包在东城之内。东、西两城南面城墙均开有门洞，设置水关（闸）控制濠水进出。南濠在今海珠中路东面的南濠街；清水濠在今文德路东面的长塘街、大塘街。南濠和清水濠分别被称为西澳和东澳，是宋时广州最重要的内港码头区。

　　宋至明初：海珠湾演化为西湖 水量丰富

　　宋至明初海珠湾已演化为西湖，可能也是一个内港码头之地。宋西湖（在今西湖路和广州起义路一带）面积宽广，水量丰富。西湖水出城处，城南江边天妃庙之西有水馆驿（即五羊驿，位于今海珠广场西北），是接待外来宾客之所。

　　元代，兰湖淤塞令码头西移彩虹桥。据元大德《南海志》：“彩虹桥在戙船澳”。戙船澳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港湾，湾畔建有著名的越华楼。

　　明代将宋三城合一，在城南加建外城。东、西澳及内城南呈东西走向的护城濠玉带濠均成了城中内河，西湖水源被截，其地被开发为街区。永乐年间，广州内港码头西移到蚬子步（在今杨巷路之西的怀远驿街），并在那里置怀远驿，作为接待外商之所。

　　清末至民国年间，随着现代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增多，广州内港码头遍布前后航道。一张1934年编绘的“广州港口图”标出的美英德日等国公司及招商局等码头，仅在白鹅潭就布设了20多个航标。

　　资料卡片：

　　旧时广州港

　　很早以前，广州港就有外港和内港之分。南朝时达摩和尚在广州登岸地点西来初地和宋时花地河出口处的大通古港，就带有外港性质。古时广州最重要的外港当属南海神庙（波罗庙）附近的扶胥港。南宋年间，修筑了从东江口到波罗庙前的扶胥古运河。扶胥港作为广州外港延续了千年时间，直到明代以后，泥沙淤积，波罗庙码头迁移至琶洲黄埔村，始有黄埔港之名。1937年，波罗庙上游6000米处建“黄埔新埠”，即今之黄埔老港。

　　延伸阅读

　　广府方言多与“水”密切相关

　　广府方言几乎“水”不离口，岭南人视水为财，“水”成了“钱”的代名词。工资叫“薪水”，交钱叫“磅水”，补钱叫“补水”，路费叫“水脚”，一千元叫“一撇水”，一百元叫“一够水”，财源广进叫“猪笼入水”，把别人剩下的钱赚走叫“捞净水”。

　　普通话词语里的“风”字，到了岭南也往往变成“水”字，威风叫“威水”，看风（盯梢）叫“睇水”，通风（报信）叫“通水”。

　　“水”字还引申出许多意思，形容路程远，不管这条路是水是陆，一律叫“很远水路”；乘车兜风，叫“游车河”（尽管不在河上）。水生动植物也常被利用来作比喻。例如“咸鱼翻生”（喻不可能的事），“倒泻箩蟹”（忙乱、狼狈、事情无法收拾），“炒虾拆蟹”（风风火火骂人），“水过鸭背”（表面工夫），“失魂鱼”（失魂落魄的人），“大头虾”（马大哈），“鱼头魂”（鱼脑，比喻泛白不红的西瓜肉）等。

　　北方人常会给小孩起个“狗儿”“狗剩”之类的诨名，而广州的小孩则常常有“虾仔”“虾球”之类的外号，初生的婴儿叫“苏虾”，连成年人也不乏叫“虾叔”“虾公”的。

　　外国人称广州是“一座水上浮城”

　　美国人亨特在他记录广州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称广州是“一座水上浮城”。亨特在中国生活了40年，1825年首次到广州只有13岁，他在《珠江河上》这样描述（摘录）：“珠江，通称为省河，1825年2月21日呈现出与20年后大不相同的现象……从内地来的货轮、客船、水上居民和涌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总而言之，简直是一座水上浮城。”

　　在一幅1907年德国营造师舒乐测绘的彩色《广东省城内外全图（河南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中，可见，当时的漱珠涌是广州城内最大河涌，河水“直角”流入珠江，就在河涌通入珠江两端入口处的西北面对江望去，就是“沙面”和“十三行”。地图上，沙面岛被隔成一个长方形方块，其中可以看到“法国租界”“外国租界”和“英国租界”标记。原来，当年洋人从十三行乘花艇过江即可直接到广州海珠区的漱珠涌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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